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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壮丽七十年 奋进新永川”系列报道(民生篇)

从一穷二白到全面小康 (上)

本报记者   凌泽恩/文  陈科儒/图

如今的永川,风景如画


小区内,市民休闲娱乐


凤栖阁公租房

从家家都穷到总计数百亿存款,从野菜当粮到荤腥无味,从茅屋秋风破、瓦漏椽子稀到高楼大厦,从只有务工收入到理财创业,从目不识丁到义务教育普及,从凭证供应到任意选购,从穷人无数到全面小康……70年,永川人走在一条由贫穷到逐渐富裕、到全面小康的金色大道上。


从家家都穷到家家有存款


如今,只要是正常的人家,绝大多数家里都有个几万、几十万元不等的存款。据2018年统计年鉴,2017年末,永川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580.1亿元(——也就是说人均约40多万元),贷款余额468.1亿元;其中住户存款余额412.9亿元,比上年增长10.9%,消费贷款余额232.2亿元,比上年增长8.6%。就存贷款余额作一简单比较,永川人的净存款约在170—180亿元,按照永川大约130万人计算,人均存款十多万元。即便是最穷的贫困户,一般而言也有几千块应急钱。

而在1949年,当时面临全国解放,国民党政府发行的“法币”贬值成了废纸,市场交易出现了以物易物的现象。可谓家家都是穷光蛋。

解放后,永川人开始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描绘美丽图案。但因为种种原因,这个进程在相当长一段时间还是十分缓慢的。直到1970年代末、80年代初,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,居民家一次性能拿出几十块钱的家庭都不多。在农村,一个壮劳力一天工作的价值,在几分钱到几毛钱;在城市,一个干部或者工人,月工资在三四十块钱属于主流。虽说那时候的货币价值更高、更值钱,但一个家庭只有几块钱到几十块钱,与而今一家的几万几十万,还是有着天壤之别。而同期的国家货币总量差距,不过在百多倍而已。


从野菜当粮到荤腥无味


曾经,家无隔夜粮、吃糠咽菜是不少人家常有的事,有道是:菜当三分粮。即便是小麦、红苕、高粱、土豆等,也要纳入家庭的食物计划,算计着吃,不能一顿吃完,之后断顿。缺吃少穿的年代,到了出产红苕的季节,煮米饭,里面都会参入大量的红苕。往往是大人吃红苕,小孩老人吃米饭。而且有时候,红苕也不足。于是有了很多人带着在老家挖的折耳根,爬火车到外地红苕产量多的地方去换红苕片。然后红苕片磨成粉,做成红苕粑。那时候的人们就想,哪一天白米干饭随便吃就好了,隔一段时间有肉吃就好了。事实上,那时候在农村,很多时候很多人家没有油吃,有油的,也只能把锅抹一遍而已。那时候,如果哪家吃炒鸡蛋、炖鸡肉,是让人羡慕的事。

今天,吃的东西太丰富了。丰富到鸡鸭鱼肉都常常遭嫌弃。人们总在问:“为什么这肉吃起来不好吃?”“为什么这鸡吃起来不香?”反而是过去遭嫌的高粱粑、红苕粑、包谷粑、烤红苕、洋芋(土豆)等,受到人们的追捧,一是吃得稀奇,二是说要吃得健康。

与野菜当粮和荤腥无味相连的是,过去人们总是黄皮寡瘦的,以胖为美、称胖为“富态”。而今天的人们,最常见的、最怕的是营养过盛,患肥胖症。对于追求时尚、爱美的人,则主动减肥、瘦身,甚至也有因此闹出笑话、减肥减出病来的。游走于永川新城乃至旧城,总会发现花样翻新的减肥、瘦身场所。


从凭票供应到敞开了买


曾经,我们处在一个“票”横行的世界里。吃粮,要粮票;吃肉,要肉票;吃糖,要糖票;买布做衣服,要布票;买棉花缝棉衣弹棉絮,需要棉花票;即便有了钱要买辆自行车,还得有票……而且,凭票供应的数量,也只能满足基本需求,也就是说数量很有限。直到1990年代中期,“票”才彻底完全地退出市场。

所以,那时候,票是很金贵的,也可以作为“人情”送人。因为票,记者也经历了一些事。曾经成都市场的米价低于永川,粮食不够吃,父亲就得找成都的友人买粮,跟单位伙食团置换成粮票寄过来,我们再到粮站买粮。一次,有200斤粮票的汇单过来,生产队长把它给了背着草背篼割草的小孩我,我很金贵地把它折成很小一块放在自己养的“洋虫”小瓶,再揣入荷包。晚上回家,忘了上交。又有事去了外婆家一趟,路上被人装鬼恐吓,再回家才想起粮票汇单的事,上交。事后每每想起,都很怕。若装鬼者知道我兜里有粮票,极有可能劫物伤命。

记者还清楚地记得,包产到户后。粮食越来越充足了,父亲在单位的口粮就能退很多粮票了。记者当时在读重师的函授,吃饭需要粮票,于是父母给了我很多。但后来突然不用粮票了,大约有100多斤的粮票都成了废纸。

那时候,哪像今天,只要你有钱,完全是放开了买。愁的,不是有什么可买、有没有票去买,愁的是走进超市、走进大市场,商品琳琅满目、花了人眼,不知道究竟该买什么;愁的是商家,怎样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把货卖出去。

这说明,永川和全国一样,物质财富极大地丰富了。


从茅屋瓦漏到高楼别墅


不说解放前了,即便再1980年前后,永川的城区也很小,且只有一些低矮的楼房。到1980年代中后期,利雅大厦、购物中心、永川宾馆,就是最好的楼房了。

单说当时的权重占据绝对优势的农村,草房仍然很多,屋面几乎要垮塌的也不少,能够有几间瓦房都很稀罕。而且,因为买瓦很不容易、是件要花钱的大事,所以,有些瓦碎了,便把瓦捡稀一点,因此有“瓦漏椽子稀”的说法。

当时谈婚论嫁,女方上门要看的,人本身居于次要地位,主要的一看粮柜里面有多少粮食。以致于有些实在没有多少粮食的,或者把亲友的粮食借来把粮柜装满充门面,事后立马归还;或者在粮柜下面垫些东西,上面薄薄的铺一层稻谷——也因此,有的女方亲友会用棍子捅一下,看是否作假。另一个重点要看的,就是房子。要看男方家有多少间房子,结婚分家后自己能分到几间;看是瓦房草房,瓦房为优。甚至媒婆在介绍时,便有炫耀“他家有好几间大瓦房”的。不少人家不少男子,因为只有几间烂兮兮的草房,婚事不成,打了单身。

改革开放后,农村渐渐富起来,盖楼房的多了。初时,因为公路不通,因为砖厂很少,农村的楼房主要是就地取材的石砖房,后来慢慢多了砖混结构的红砖楼房。

到而今,大多数人都到城镇买房。高楼大厦遍地,住楼房是不用说了的应有之义。记者曾经在一个村民小组做过调查,凡是有年轻子女的,都在城里买了房,农村居住的,主要是老人,也有一部分小孩。到了这几年,买房人更苛刻了,要选更上档次的,要求小区内环境如绿化、休闲设施、容积率等,要考虑小区外环境如购物、医疗、就读、景观、交通等。而且,别墅悄然兴起。此外,还有一种回归乡村的新潮——一些在农村有宅基地的,纷纷推倒旧房,建设别墅型的两三层小楼。

永川人“居”的变化,正是永川发展的结果,是永川人经济状况的折射。


从单一途径到愈发宽广


在相当长的时间里,人们穷的原因,最关键的是,只有务工收入——干活儿,是收入的唯一途径。

改革开放后,尤其是商品经济、市场经济的崛起,单一的务工收入被务工收入、经商收入、创业收入、智慧收入所取代,人们增收的路越来越多、越来越宽广。

一大批在上世纪抓住商品短缺时机经商的率先富了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尤其是九十年代中后期的企业改制,让不少的人成为企业主,有了自己的公司工厂。

近些年来,创业成为热词,不少年青人走上创业路成为“老板”。而一般居民,大量地依靠积累的资金,开始了“理财”人生——他们或炒股、或存款挣利息,或买理财产品,或投保,或买房出租收取租金,以资产获取收入,成为新时代普通百姓增收的一个重要途径。

此外,智慧也越来越值钱。曾经,知识与智慧不值一提,人们也缺少知识与智慧。而今,智慧、知识都成为最具价值的东西。规划设计、工程预决算、花样繁多的培训班、会计事务所、律师事务、审计师事务、评估师事务、文化艺术创作、代购等等,都成为致富增收路径。甚至,永川也有了智库,有人靠着为他人出主意,也能获取自己的一份收入。


从自生自灭到全面小康


解放前,人们的生死,是没人管的,恐怕是想管也管不了。饿死、病死在家中、在路旁,是常见的事。解放前,人均寿命只有40多岁。

然而,新中国,老弱病残贫有了人管,有了政府管。这种管顾,从五保政策到低保政策,从政府救济救助到全面小康脱贫攻坚,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。人均寿命,已经接近80岁。

永川也同全国各地一样,而今,不但保障人的生存权,还努力保障人们的发展权。无论城乡,有低保,有医保,有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长期救济和临时救助,有扶贫政策,吃有保障,穿有保障,住不愁、就医不愁、就读不愁。人们唯一愁的,就是“票子”还不能实现“想怎么花就怎么花”。

旧时有言:“宁为太平犬,不为离乱人”。今天,有人将这两句话改为:宁在今天当穷人,不愿过去做地主——意思是说,今天即便是个穷人,也比解放前的多数地主吃得要好,穿得要好,日子过得要好。是啊,城市无房者,有公租房廉租房;农村无房者,有C级危房改造、D级危房改造的补助;一个贫困户,有各政府和区、镇、村各级多人想办法助脱贫、帮致富。

(本报道准确数据由区档案馆提供)

编辑: 赵晓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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